纪念范长江诞辰110周年暨2019年记者节活动前夕,我们专访了范长江之子、欧美三级_欧美做真爱_欧美性交_日本一级特黄大片大全长江与传播新闻学院原院长范东升教授。

在他的办公室里,引人注目地悬挂着一张他指导学生绘制的“塞上行”路线图,还有一张是范长江当年的亲密同事、《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在西北地区拍摄的照片。因为这张照片酷似范老师在内蒙古插队时冬日乡村景象,他便特地翻印出来挂在墙上,以此来怀念方大曾这一位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的优秀记者以及自己那段难忘的少年时光。

西北地区景象 方大曾/摄
范老师指导学生绘制的“塞上行”路线图

父亲为什么要做新闻记者?

“你们问我过去的事,说出来你们可能会比较失望,实际上我父亲基本没对我们谈过他曾经怎样做记者这回事。”范老师与父亲共同生活了17年,在家里,父亲更多的就是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为人民服务” 。

范东升老师回忆说,“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造反派诬陷写了所谓“黑诗”, 给他带上“现行反革命”等荒谬绝伦的政治帽子,撤销了职务并被关入“牛棚”,从此受到长达四年的残酷政治陷害。他对造反派颠倒黑白的陷害非常气愤,曾亲笔写了长达38页的申辩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为自己抗辩,指出那些所谓的“黑诗”根本就是红诗。为了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他还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三十年代给他写的亲笔信拿了出来给家人看。直到此刻,他才向孩子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当年做新闻记者的经历。

范长江1966年11月23日写的申辩书手稿首页,原题为《根本就不是“黑诗”!》 应范东升教授要求,本文对范长江手稿中涉及个别人名之处,做了技术性处理

1968年范东升前往内蒙古“插队”,“很多人知道,我是知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会觉得我是一路戴着这种光环过来的,但实际恰恰相反。”范东升回忆起五十年多前,由于父亲当时被打为“黑帮分子“,家庭成员也随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范东升本人在“文革”中也遭受到迫害,直到1979年才得到正式平反。“文革”后恢复了高考制度,他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其实我也可以不报考新闻专业,但我很想了解我父亲当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如是说。

在一些人看来,范长江选择成为记者不排除出于“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私心,范东升则认为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年代,他选择做新闻记者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而在他做了记者以后,又对我们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解放独立又有怎样的贡献。”

出生入死,不忘初心

“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到前往西北地区考察,再到后来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本着他救国救民的初心来的,他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曲折的路。”范老师举手在空中微微比划着,话语间将范长江的一生划分成了不同阶段。

范长江17岁时跟着一位姓谢的四川老乡参加南昌起义,后来部队在转移至汕头时被敌军冲散。他流落街头,乞讨为生,险些丧命,幸亏后来被好心的本地人救治。后得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在公费招生,于是决定去南京读书,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把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搞个明白。

中政校是国民党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就读南京期间,范长江成绩突出,毕业后“做官”不是难事。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沦陷,“我父亲和那一辈很多青年学生对此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与其他同学不同,在毕业的前几个月,范长江独自离开学校,这意味着退出国民党,也意味着放弃相对安稳的仕途前程。他前往北平继续求学,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35年,范长江与北大的同学们研究局势后认为西南、西北地区将是中国抗日的重要根据地。于是,在日本侵略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关头,他毅然穿越战火弥漫、饿殍遍野的崇山峻岭,从成都出发前往中国西北考察采访。

2006年,范东升受陈婉莹前院长的邀请出任欧美三级_欧美做真爱_欧美性交_日本一级特黄大片大全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后接任院长。在此期间,学院先后十次组织师生“重走中国西北角”。范老师说,这些活动除了让学生去亲身感受西北考察的艰难困苦与范长江不畏艰险的毅力和勇气,更重要的是领悟当时范长江作为新闻记者为国为民的理想与情怀,“这一点也就是我组织带领同学们重走西北角的原因。”

对于范长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公报》而加入共产党,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在范老师看来,父亲一生所做的抉择始终都未曾忘记救国救民的初心。“在当时,共产党被人叫做‘丢脑壳党’”,范东升用四川方言描述道,“所以他当时选择加入共产党,绝对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是在考虑走那一条道路才能拯救这个民族和国家”,有人说他离开《大公报》就是因为“不想上夜班”,这是解释不通的。

范老师带领汕大师生第七次重走西北角
第八次重走西北角,摄于沙柳养殖基地

新闻学子要有历史感

“那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根本不能提红军和共产党,‍只能称‘赤匪’”,范老师展示了《大公报》1935年一篇606字关于红军的报道,其中提到“匪”字19次,提到红军的行动时用“窜”字12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读者怎么能客观真实地了解红军长征的事实呢?”直到在范长江西北考察报道中,才不再以“匪”字指代红军,“红军就是红军,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窜什么窜?他讲红军就是推进,北上,南下。”范东升表示,这一政治用语的转变反映了范长江不同于《大公报》官方的立场和态度,后来发展成为他的人生轨迹的分水岭,他的作品也为如今客观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在范东升老师看来,好的新闻作品应该具备历史的真实性,“能够在沉淀之后作为历史保存下来。”

八十三年前,范长江路经甘肃永登县马莲滩村渡口,冒险进入军阀马步芳统治的青海采访。他坐上晃荡的木船,在大通河汹涌浪潮的冲击中,由船夫攀着系于两岸的铁索,渡过高山深谷间。

2012年,范东升带领汕大师生探访故地。他们前往大通河西岸的牛站村,意外得到了一本由本村人杨培基编撰的《简明牛站村史》。书上面记载着:“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十八日,国际新闻记者范长江赴青海途中取道牛战大坡路夜宿牛站堡”。

《简明牛站村史》凌学敏/摄

在西北地区交通闭塞的30年代,范长江的记录填补了当时当地真实状况的空白。“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已不是范东升第一次提起这个概念,“他的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又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后人真实记录和生动刻画了当时社会的面貌。”

范长江是在严冬时节赴青海采访的,“祁连山南”之行的气温最冷可达零下二十度,他凭借自己在青海地区的人脉关系,两次访问了地方军阀马步芳。临行前,范长江曾经的中政校同窗王之英先生将自己的衣物送给了他。离开西宁时,有五位友人骑马相送,十里而不舍。

“有人说我父亲性格孤傲,似乎不合群”,范东升对此表示不赞同:“其实作为新闻记者,他特别善于广交朋友,和各方友人之间感情都很深厚,不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会帮助他?”

范老师还强调说,既然是历史的初稿,任何新闻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包括《中国的西北角》在内也是这样,因此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前人。他解释道:“虽然说好的新闻作品具有永久的价值,但新闻作品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肯定会其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很正常。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和认识,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不断由后人调整更正,丰富补充,要这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和真正的价值。”

对于年轻一代新闻学子,范东升老师认为具有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素养:“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你们都要多了解一点历史,这是没有坏处的。将来你们要有这种历史感,要看到历史的变化和趋势,要从中理解你们工作的意义。”

 

记者| 王思雨 周斐颖
除特别说明外,图片均由范东升老师提供